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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称评定改革的老话题,该如何找到正解。学者储朝晖表示,“论文买卖”乱象愈演愈烈的原因不难揣测,教育界、医药卫生界及相关专业职称评价体系的非专业性,产生了对期刊论文版面空间的巨大需求。石语/cfp“学校新的职称评审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增加到了10篇,如果有2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可以减少到8篇。而原来,这个指标还是5篇。”

2020-01-10 14: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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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指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要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科学评价为核心,以促进人才开发使用为目的,健全职称制度体系,完善职称评价标准,创新职称评价机制,促进职称评价和人才培养使用相结合,改进职称管理服务方式。要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科学客观公正评价专业技术人才,让专业技术人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耕专业,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和获得感。要向基层倾斜,对在艰苦偏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等,要有一些特殊政策。

此前,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同样明确提出将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坚持师德为先,教学为要,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并探索建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

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

——蒋梦麟

职称评审制度为发现人才、建设人才队伍曾经起过应有的正面作用,随着客观现实的发展和队伍现状的变化,这一评审制度逐渐显示出不适应的地方,需要加以改革。

教师职称评定改革的老话题,该如何找到正解。

壹论文之殇谁在堕落?

《大家》失重了——《大家》理论版被相关主管部门叫停。

“曾经是大家风范,现在落到靠卖理论版维持文学版生存的地步,我相信是不得已而为之。”学者周国平清楚地记得《大家》创刊初期兴旺的情形,而今,已不复存在。

“《大家》的‘堕落’,再次见证了‘论文买卖市场’混乱无序、缺乏监管的现状。”学者储朝晖表示,“论文买卖”乱象愈演愈烈的原因不难揣测,教育界、医药卫生界及相关专业职称评价体系的非专业性,产生了对期刊论文版面空间的巨大需求。而对其后续惩处乏力,也让相关参与者有恃无恐,各种正规、非正规的刊物也就“各显神通”。

“论文买卖市场”究竟有多大?

此前,有学者就曾披露,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其规模已膨胀5.5倍,论文买卖的销售额近10亿元。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身负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人,论文发表“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矛盾”。

只有paper(论文)?

“我们不自觉已进入这团混沌,正在被同化。”大学教师吴梓同说,“paper(论文)、paper还是paper,论文已让老师们惶惶不可终日。”

石语/cfp

“学校新的职称评审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发表在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增加到了10篇,如果有20万以上的科研经费,可以减少到8篇。而原来,这个指标还是5篇。”

让吴梓同不解的是,高校作为一个权威的学术机构,自己竟然没有学术鉴别能力。

郑杰是一位副主任医师,也是我国腹腔镜手术的第一批实践者。让他觉得奇怪的是,“衡量我们水平的标准不是手术做了多少,也不是治好了多少患者,而是论文发表的数量到底够了没有。这是个硬指标,你手术技术再好也不行!”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做法中隐含着一种奇怪的逻辑,就是把期刊社的编辑当成了评判学业和学术水准的权威。”周国平表示。

“应当说,加入论文因素,是对过去不规范的职称评审的一个修正。起码,有了一个客观依据。但这依然改变不了现在职称评审中以行政为主导的现状,它仍非一个专业的学术管理体制。只看数量,在哪儿发表,而对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性则没有了专业水平的鉴定。”储朝晖说。

认“人”?认“钱”?认“文”?

早在2009年发布的研究中就显示:论文交易网站选题涉及范围广,文、艺、理、工、商、法、医无所不包;经营业务流程完整,包含论文写作、论文发表、论文检索;在所属行业或群体设联络员,引荐推广,收取加盟费用。

“如此一来,抄袭的论文、买卖版面发表的论文、雇人完成的论文,甚至粘贴的垃圾论文也都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一些人的科研成果。至于论文写的是什么,在专业领域水平如何,评聘小组根本不予顾及,这样的评聘能保证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吗?”

还有两年,年轻的杨新就要开始评副教授了。在入校培训的第一天,他就从人事处那里听到论文、课题的重要性,因此不敢怠慢。

“从讲师到副教授,按学校规定,至少需要1部专著,3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收录的论文,同时须承担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其中主持纵向项目(含国家各部委及省级政府正式委托项目)1项,或主持到校经费20万元(理工科)、10万元(人文社科)的横向项目。但听说,现在是水涨船高,很多都不止3篇了,7、8篇,甚至10来篇都有。有些申报的课题数也不止两个。”这让杨新的压力陡然增加,但他还是希望用自己最好的学术成果去冲击。

而他等来的却是索取费用的电话。“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要四五千元,甚至上万元!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看看现在的所谓学术期刊,一个月一期,厚厚的一本,这哪是学术,明明是花钱买垃圾!”杨新愤愤地说,“发表论文,一些期刊认‘人’,认‘钱’,就是不认‘文’!这已不是什么潜规则,差不多就是明规则。”

于是乎,大家见怪不怪。

伤害了谁?

储朝晖给自己立个规矩:需要版面费的,一分不交。他清楚,一份期刊必须要有撑得起台面的文章,哪怕机会微乎其微,他也要用自己的实力去争取。

在现实中,收取版面费的期刊走上的却是一条“敛财”之路。规范又从何谈起?

杨新有着与储朝晖一样的倔强和坚持。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同样的结果能否落在杨新身上?他无法推测今后的论文发表之路究竟会怎样。“论文和职称挂钩,而职称牵扯的东西又太多了:工资、房补,还有许多看不到的利益。”但这样一种晋升之路,对一个普通的教师来说,太难了。比如,在学校,要申报课题,有副教授头衔的才可以有资格审请。一切好事,现在还都不与自己沾边。他还要背负论文的重担,一点一点往上爬。

“用各种量化指标衡量教师的优劣,决定地位的高下,暂且不去说更糟糕的权力腐败的因素。在这种体制下,教师素质的平庸化是一般趋势,还有多少人能够充满想象力地去探索知识,并且以此影响学生?”周国平表示,“更严重的后果是,在劣胜优汰的机制下,我们的教师队伍正在发生可怕的蜕变,长此以往,真会耽误我们的学生,毁掉我们的教育”。

职称评审患了什么病?

评职称要经过怎样的历程?不少高校教师对此讳莫如深。职称评审制度到底患了什么病?它的程序是否公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病症一:程序“外紧内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职称评定并不像它表现出来的那么“乱象丛生”,甚至,它的过程可以用“程序合理、规则严谨”来形容。

北京某大学副教授李易向记者还原了评职称的大致经过。“如果年底要进行职称评选,那么在6月份的时候,学校会把相关规定发到院系,大家根据条件做准备;8月份,校方一般会确定名额、出台细则,并给予老师一两周的时间准备材料报名。材料一般一式三份,这时,报名的老师要先经过第一关,就是‘盲审’。‘盲审’制度是双向匿名,彼此不会知道对方的信息。这个过程会‘淘汰’掉少量的报名者,相对公平。通过‘盲审’后,老师们要通过第二关‘专家评议组’的审核。如果是经济管理专业,一般是中文、金融等‘文科评议组’专家进行评审,如果得到了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二,就进入第三关——学校学术委员会的评议。学术委员会根据各项条件以及得票等标准综合考虑,评议出最终结果并进行公示。整个过程会历时3到4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种看似严谨的程序下,却滋生出各种“潜规则”。李易解释道:“比如‘盲审’,尽管双方的信息都保密,但学校之间却总有默契,因为,自己学校总有机会落到对方手里,大家对此心照不宣,除非真的说不过去,不然不会被‘盲审’拦住脚步的。当然,一个都不淘汰也说不过去,会象征性地淘汰掉准备不太充分的。”

同时,李易认为,评议组专家“外行评内行”,“他们往往是‘大文科’或‘大理科’的范围,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很难给出客观评价”。

而最不合理的却并不在此,李易认为:“‘专家评议组’一般只有一下午的时间投票,一摞摞资料他们翻完一遍都有难度,更何况是认真看。这样外紧内松的政策最容易滋生各种潜规则,而极低的通过率更助长了这种潜规则的‘发扬光大’。”

于是,出现种种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病症二:关系网的“侵蚀”

关系网,是职称评定绕不过去的坎儿。

“发稿子要找人,申请课题要找人,报名要找人,投票还要找人。总之,找不到人寸步难行。”李易说,“有几篇论文、有多少课题都是评职称的硬性条件,而这些,都要靠找人。”

厦门某大学老师李兴(化名)告诉记者,按学校规定,讲师评副教授要在权威期刊上发三篇论文,还要有几篇核心期刊论文。“就权威期刊发的论文数,达到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说,院里有两位青年教师工作六年还没完成任务。为了在评职称的先决条件上高人一筹,这个暑假他打算不回家看父母了,留在学校专心写论文。

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找关系发论文和国内学术期刊的评审制度有关。他说,国外有一套比较好的制度来分配各种学术机会,比如学术期刊要进行双向匿名评审。“他们一般是编辑初审,然后送出去给专家审,用稿的权力在专家。而我们是编辑办刊,用不用稿子权力在编辑。”

申请课题也得“有关系”。李兴说:“课题评审中有很多问题。”根据他的经验,教育部课题“公正一点”,因为是网上匿名评审,“比较难知道评议人是谁,也就不好找关系去活动”。

而有的课题申请就不一样了。以国内某项评审为例,按程序,评审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门将材料寄给评议者,“这其实相当于知道评议者是谁了,有的老师就会比较积极地私下去活动。”最近,他在上海一所高校的同学,正在申请其中的课题,得知李兴所在学院的一位教授是评审者,就找到他,希望他去活动“照顾”一下他们的课题。

关系网越来越庞大细密,一些学校开始放权,把职称评审的权力下放到院系,“但学院院长又顶不住压力,因此,院里复杂的人事关系会影响投票的公正性。在现有体制下,谁人缘好、关系硬,谁就能评上。”上海那位知情人告诉记者,“评审中山头、派系色彩太厉害,不看水平,只看人”。

后遗症:学风浮躁

自从当大学老师以来,课题、职称的压力一直伴随着李兴。

每年学校都要制定一个总目标,然后分解到各学院,学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个老师。“我们老师就要到处去找课题。”李兴说。

“大学职称评审的本质是对教师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的评价,可是我们的大学职称评审被异化了。”熊丙奇说,高校以课题、论文数量作为评职称的标准,“这看似很公平,但学术贡献的大小能用论文的多少来衡量吗?”他说:“我们的标准是关注论文发表的数量及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至于论文在讲什么内容,评审时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课题比作“学术化肥”:“现在职称评审比的是拿到国家学术化肥的能力,而非产生学术成果的能力。它不管产生成果的好坏,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风气,破坏了学术生态。”

目前高校的职称评定标准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认为它只认论文不认人,相对客观,但李兴说:“这种量化的考核体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助长了学术浮躁。”李兴说,要发一类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设法去拉关系,这对教师来说,“成何体统”?一些刊物办得不规范,而学校又要有数量,就只能给那些刊物写。李兴说:“这对你的研究约束性很强,你只能跟着他的指挥棒走,而自己感兴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搁下来。”

课题也是一个指挥棒,其题目绝大多数是现实性很强的。李兴认为:“这对比较基础的学科、纯理论的学科,比如思想史、哲学研究等是很不利的。而对学术的长远发展来说,基础学科又非常重要。”他感觉很无奈:“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抗拒,除真正的学术权威外,我们的圈子里,都要为申请课题去有意识地迎合,去找现实课题。”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一年到头,大家都在赶着申请课题,找能长时间吸引眼球的题目,很难静下心来,做社会关注之外的基础课题研究”。

李兴笑称:“现在的大学有点像企业,企业在推新产品,我们则在想新课题。”熊丙奇也认为,大学职称评审强调论文数量、期刊档次,导致高校教师努力去炮制论文,没有人沉下心来,花多年长时间去做一个课题。他说:“用这个来引导教学科研,结果是学术生态功利化,教师整体变得浮躁,突破性的成果很少出现。”

学术人才,用什么度量?

你能想象出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的年龄吗?

二十六、七岁。

在1918年北京大学选聘的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而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那一年,他24岁。

“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梁漱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朱希祖、徐悲鸿……如今,哪一个提起来不都是如雷贯耳。”大学教师吴梓同一口气说出来。这时,他已年过40,刚刚评上副教授。

“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从容容地做事情呢?”

谁来评价学术?

评职称,看什么?毫无疑问,是看一个人的学术水平。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刘培育讲了一个还称不上遥远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招收研究人员。任继愈先生做主考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应聘者,前来面试答辩,他并不认识任先生。任先生说,你讲讲藏传因明吧。听了他的讲解,任先生大为赞赏,将他破格评为研究员。可这位应聘者当时连讲师也不是,也没有什么文章。

而现在,报纸上一个个负面新闻,让刘培育对职称评审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样一件单纯的事情为何越来越复杂?这样一件干净的事情为何变得越来越混浊?

“表面看,好像评聘工作组织健全,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教师职称评聘组织不是由专业水平领先和学术水平领先的教师组成,而是由校长、书记、副校长、中层管理者组成。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群众推荐实际上演化成了个人关系,量化打分演化成了形式,领导小组评议演化成了关系亲疏之争,择优推荐也就演化成了校长说了算。”兰州某中学教师马得清告诉记者。

“在大学里,学术委员会是有,但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一个校级领导的指导性意见就会影响整个评比。”吴梓同表示,“搞职称评审,我们想得到什么?显然,公平、水平是最重要的。重学术同行评议是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是论文量化还是“一文定乾坤”?

当年,储朝晖是背着自己一麻袋的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期刊评上正高职称的。他知道,如他一般的后来者没有如此被“眷顾”。

如果赶上复旦大学在高级职称评定中推行的“代表作”制度,他可就轻松多了。只要拿得出过硬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专家组的严格评审,哪怕是只发表一篇论文,不管多年轻,都有机会当教授!

“代表作”制度的核心就是“由同行主导的学术评估”,它更加注重科研的原创性,学者不再依靠论文数量,而是以质量取胜。这无疑是对当下职称评审制度的纠正。当然,这对主评者的学术水平和道德风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年前,周国平就表示,我们衡量一个研究生的学绩,只能根据学生的整体情况包括学位论文所体现的思想学术价值进行考察,着重看独立研究的能力和贡献。谁来考察?当然是他的老师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

这同样适用于对大学教师的评价。

“什么是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门类应有不同的评价。还是应该同行评价:比如教育学需要大同行,再细到教育心理学就需要小同行。衡量人才应该大同行和小同行相结合,组成专家委员会,给予最客观公正、最有说服力的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表示,职称评审的制度从表面看没有很大的漏洞,却让潜规则从幕后走到台前。他认为,这是缺乏监督所致,制度设计挺好,却没想到不正之风也会与时俱进。

他告诉记者,早先职称评审的时间比较长,相对客观,但原来能做到的“认真负责”现在做不到了。比如博士生论文,以前教授很久才看一本,现在教授一天看五六本,只能粗看。其实看看国外,他们的很多制度并没有国内严密,他们考大学都可以教授推荐。因为,国外的教授如果一天看几本博士论文、学生程度不好也推荐,很快就会有诚信记录,他在学术圈里是无法立足的。反观国内教授,由于没人管而得过且过。没有约束、没有监督的制度是没用的。我们一直在出台新政策,为什么没用?因为一没有监督、二没有奖励,尤其缺乏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在缺乏监督的制度下,不少行政领导无论学术水平如何都给自己办个教授职称,这是值得深思的。

职称是待遇还是岗位?

“看看学校的职称评比标准,几年就一个变化,而且是越来越严,这对年轻老师非常不利。”吴梓同说,“新来的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他们的研究水平并不弱,一个上世纪80年代评上的教授并不见得就比现在一个讲师水平高。然而这群正值创造力勃发年龄的人,很多处于郁闷、浮躁之中。”

“做学问就是做人,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以真性情做真学问,让自己真正得到提高,也就感到快乐。”尽管也曾面临量化指标的问题,但周国平还是坦然面对。

发表了大量哲理散文,不能算作学术成果,周国平依然欣然为之。对于自己的学术和写作,他用两个坐标来衡量:一是在自己人生中的价值,二是在人类文化和社会现实中的价值,“其余概不重要”。“我写我喜欢写的东西,这本身是莫大享受,我不会因为利益考虑而放弃这个享受。”他说。

“也就这么一二十年,职称评审变得匪夷所思。真希望能早点成为历史,回归到纯净的学术环境里,安然地做自己心仪的事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这样认为。“要淡化职称的作用。比如在中国科学院,前些年我们评、聘是分开的。你有这个职称,聘与不聘要看综合素质。要让职称回归学术本质,不要跟利益死死地、紧紧地挂在一起。”

储朝晖也有同感:有些国外大学实行教授职位的岗位制,只要能胜任这个岗位的工作,就可以成为教授。最关键的是要在大学里建立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谁走在探索科学真理的前面,就把谁作为团队的领队。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透视职称评审制度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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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鹏 邢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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